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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6年11月22日在第九届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暨中国中部(湖北)创业投资大会分论坛——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这里是第九届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暨中国中部(湖北)创业投资大会分论坛——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贾康:非常感谢邀请。我作为上次参加过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成立会议的与会者之一,今天非常欣喜地看到,时间不长,长江产业基金相关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借这个机会,我自己想从研究者的角度,谈一些力求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也是围绕着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定位,以及按这个定位发挥作用的相关机制建设,谈一些看法。

  我们这个基金的定位,在表述上很清晰,就是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当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全国统一市场背景下,我们的区域色彩,是定位在长江经济带。湖北、武汉是九省通衢,是这个经济带里面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可称之为战略要地的位置。实际上产业基金以一个国际视野,面对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推进过程,是要在实施超常规发展方面,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守正出奇”的诉求。而守正出奇这个概念,是我研讨的新供给经济学里面非常注重的概念。守正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充分认识、领会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大三中全会“60条”形成以来,中央指导整个全局的治国理政核心理念、战略方针。这个核心理念强调在整个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60条”实现的重大突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浓缩表述之下,把握好“治理”不同于“管理”之处:它是更多把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平面展开的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是更多平面展开的调动一切潜能和活力的包容性发展,因而到资源配置上,强调要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终于实现了小平南巡后我们关于市场经济在汉语语境里把认识说到位的突破。当年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在南巡超常规方式下,倒逼地促使最高决策层几个月内形成了最高层级的权威文件,把我们的目标模式确立为市场经济。但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其中的市场作用还只表述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非常明确是“决定性作用”,说到位以后,后面跟着的“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可知充其量是辅助性的作用——但是政府又是不可少的,更好发挥作用是紧跟着的一句话。这里面的“守正”,就是市场经济通行的共性规律,必须得到认同、尊重乃至敬畏。而所谓“出奇”就是,中国在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之路必须走,必须尊重市场共性规律之后,并不是简单套用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一路现代化了,还必须实现中国国情、中国特定约束条件下成功的出奇制胜的创新。你要创新,要出奇制胜,就会有风险。“守正”之后能不能出奇,而且要出奇制胜,就成为对我们历史性的考验。任何创新都有风险,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创新中间一定要总体来说取得成功,我们才可以再往前对接全面小康,以及2050年前后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

  这样守正出奇的认识框架,在学理上说,直接对应着中央明确提出我们要以政策倾斜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很热闹地反复讨论的产业政策的问题。很显然,从字面上理解,有关部门做了这么多的调研,确立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当然,以后专门工作会议强调了文化创意产业,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第八项,都可以讨论。反正有这么七、八、九若干个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们对这些重点的认识,这种产业不仅有新兴特征,而且还有望在未来去引领市场潮流,它所创造的有效供给,有可能创造引领需求潜力的充分释放与发挥,这才称得上是战略性。

  反复调研以后确立的这些产业重点,要让它们能够如愿发挥引领潮流的战略性作用,就对接到我们现在所必须追求的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所谓守正出奇,是在创新中让它们成气侯。这里面的哲理要领就是:有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观察和提炼以后,产业政策的配套显然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要问:为什么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把产业政策批评得一无是处,批评产业政策是穿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必然是政府胡作非为,作了根本的、全盘的否定。

  极端的否定框架,我认为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同时要说一点自己的感想,现实生活中间产业政策确实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甚至是带些事后感到荒唐意味的失败的案例。有些研究者把它说到极端,否定产业政策这个基本概念,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这个认识框架,但是抨击方的理念所包含的有益启发和警示,却是可以形成积极因素的。我们确实看到,中国想守正出奇地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存在一系列的障碍和制约,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更合理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即在财政上说的事权——这个事权还要落实到支出责任,是落实到财政工作上可操作的预算支出科目,是带着责任要落实的具体操作细节上,很多的事情还在未定之数。

  今年中央强调了怎样合理界定和履行事权的重大事项,已经发了文件,但实际生活中间,中央、省、市(县)至少三级的事权一览表、明细单迟迟没有见到成型,政府到底怎么样规范自己的行为?反对否定产业政策的一派,强调产业政策有必要性,产业政策应该体现为在有效市场后面,跟着有为政府。我想加一句,“有为而且有限的政府”,政府进去以后的具体边界怎么掌握,要认识它的有限性。而且政府的要有为,并不是简单地说产业政策必须设计,以及怎么合理设计,这没有说完——产业政策在尽可能合理设计的后面,特别重要的是:产业政策以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够得到如愿的、不出太大偏差的贯彻执行。

  我们现在考虑产业基金的机制,给我们特别重要的提示,正在这一视角产业基金显然第一推动力是一开始政府按照产业政策,拿出财政资金,就是现在所说的规范化、阳光化走预算程序筹集的公共资源,做第一推动力。(湖北安排的长江产业基金,首先400亿元是财政安排出来的)安排出来以后,这个资金的性质就是“政策性资金”,后面跟着的是一定要“市场化运作”,就是要对接有效市场。再跟着的是“专业化管理”——这个专业化团队必须是有国际眼光、国际思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防范道德风险而可持续真正追求基金绩效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结合。这种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后面追求的效果是“杠杆式放大”——长江产业基金,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好的设计,通过母基金带出来各种各样其他非政府主体资金的加入,还要设立一系列的子基金,由子基金直接面对支持项目。在这里边,显然要设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必须给出有效合理的激励机制。

  刚才专家委员会讨论会议上,我和其他专家都涉及到了激励机制的问题。实话实说,现在回到实际生活中的纠结上:国有企业改革说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发了这么多文件,国有企业内部运行从掌门人(董事长也好总经理也好),到高管、中间领导层,和整个团队,激励机制解决得如何?恐怕一般评价都不太高,因为很多的矛盾和纠结还有待去解决。但是我们不能等待,产业基金已经在运作,当然就要争取把我们这方面的事情处理得比较好。

  回到“守正出奇”这个视角上考虑,怎么样在理论层面,联系我们的科学决策、机制设置优化问题做讨论,我想提四个基本概念,供大家讨论和批评指正。

  第一,我认为还是应明确,在理论上要认识到有市场失灵。但是市场失灵后面,同时要讨论政府失灵,这是一对概念。市场失灵是经济学在比较早的时候,上个世纪大萧条大危机发生后,已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的概念。但是后面经过一段时间,在国家干预成功和它的正面效应被人肯定以后,又引出了政府失灵问题。现在中国人在进一步利用后发优势,去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概念一起讨论,既要清楚看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合理设计和运用,同时又要看到政府失灵,不要以为政府自己设计的东西就表明自己高明,所设计的东西可以轻易按照自己主观意愿加以发挥。这在理论上,可以指引我们在产业基金运作过程中作更多的审慎考虑,看到市场不足的同时,意识到我们自己并不是在实际生活里处处比市场高明的决策主体,必须更审慎一些去处理市场失灵。

  矫正市场失灵和防范政府失灵这个问题之后,第二点我觉得非常值得讨论的观点是,我们要把原来经济学分析范式里的“完全竞争”概念,提升到2.0版的“不完全竞争”。实际生活里面,某些领域几乎是完全竞争的,比如理发、餐饮,现在很少人认为对这些经济活动还要搞特定的政府产业政策。换句话说,那类领域可充分交给市场,完全竞争假设是适合那种市场领域的。

  但另外一些地方和特定领域,我们现在七个也好,八个也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域里面,不能套用完全竞争假设,而是明显应该升级为不完全竞争,承认市场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又要认识到市场失灵,政府需要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奉行赶超战略的政府。从追赶到赶超,才是中国这样后发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要把握好的战略框架,也体现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早早明确了“三步走”,从追赶到赶超,最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个战略思想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完全有必要迎难而上。完全竞争假设非常清晰,非常能够打动人。政府几乎无为而治的情况下,市场以看不到的手,通过要素的公平竞争、自由流动,自然达到了市场出清,也就达到了结构优化,在理论上是很有美感的认识框架。但实际生活中对不起,这种完全竞争只适合比较有限的领域,更多的领域特别是我们现在产业基金定位上观察到的一些领域,面对的是已有的、我们势必要特别注意的、在国外比我们更带有捷足先登优势的主体竞争力量,而且面对这些竞争主体,以“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理来理解互动,我们是往往要碰壁的。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对手一定要压制着你,你想通过比较优势,用我们另外一些东西以做生意的方式去互换,你出再高的价格,人家不卖给你怎么办。另外一些关键的技术,核心的技术,在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我们还得自己突破。比如说煤的清洁利用,全球放眼到哪里买技术?就不说出价以后人家卖不卖给你的问题,可能你出多高的价人家也不卖——即使人家想卖,人家手上有吗?美国前面几十年,逐渐放弃煤作为基础能源的地位,因为它有特定的资源禀赋。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资源禀赋基本格局,我们不得不主要依靠煤。中国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基础能源方面我们用的电,80%是煤烧出的火电,水电、核电的比重,随着社会需求往上升而不得不下降。我们努力发展的风电、太阳能电等新能源,经过这些努力发展、拼命发展,也只占整个电力能源供应的3个点,可以预见的很长时期内,它还撑不起整个电业发展和电力供应的大梁,这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完全竞争的概念之下,指望以全球市场要素充分流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出路。

  非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给我们带来的研究任务与相关情况,比完全竞争假设复杂得多,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框架下讨论问题,才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产业基金定位,以及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性意义。

  再下面的一点,自然就要说到第三个概念即赶超战略。这个赶超处理不好,一定会出毛病,这一点决不能讳言。中国历史上有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惨痛教训。但回过头想,那时候错在哪里?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过程看,并不错在要从追赶到赶超,最后力求实现后来居上。那时候不能超英,现在早已经超英,超英赶美的方向与雄心没有错,关键在于你要走追赶——赶超的路线,是不是能够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当年大跃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严重违背客观规律,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确定“三步走”,实际上是又一次从追赶到赶超的通盘设计,它对实际工作要表述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它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允许试错,在少争论甚至不争论的情况下,要通过实践去认识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在这条路上,中国走出了超常规的30年左右高速发展之路,现在又是合乎规律地在认识和引领新常态,2010年中国人均GDP稳定站在了4000美元左右,而人均国民收入,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稳坐3000美元以上。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与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不可能延续原来的高速状态,必然往下调整。我们所谓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就是按照共性规律,由此而来。在新阶段,我们要继续进一步探讨,我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怎么样坚持好从追赶到赶超的基本战略思维和战略方针。我前面提及的产业政策讨论中,坚持产业政策必要性的一派也是北大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提出的,相关理论贡献值得肯定以外,却有一个欠缺,即基础原理是资源禀赋,在资源禀赋条件之上要抓住其比较优势——说到这里,就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可基本解决新结构经济学认识中的最基本要点,而我们认为显然不够。比较优势后面,还必须讨论靠比较优势战略不能解决的,从追赶到赶超的一系列难点问题。其实西方学者已经在此研究视角开局,比如说“蛙跳模型”等超常规战略思维这种经济学的认识框架。

  比较优势,讲的是双方互惠交易,用这种交易在互惠过程中可以满足很多的共赢发展意愿。但是到了决定性的关键点上,比如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开发和获取上,比较优势战略不能适应后进国家怎么样从追赶到赶超临界点上的问题。我们过去为什么要搞两弹一星,到近年为什么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中要设置16个重大专项(有些是标为绝密的),就是不能简单靠比较优势战略来解决问题,必须有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考虑,尽量调动一切可能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因素支持的赶超战略。16个重大专项我记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个大飞机项目是中国人纠结了几十年的项目。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先进制造业前沿的力争,综合国力已经提升到这样的状态,必须有举国之力支持的特定机制,在绝密的情况下启动大飞机项目。什么时候能够如愿看到成功,当时谁也没有把握,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标密,两三年前就知道中国国产大飞机919已经到取得适航证的阶段,很快全球就有几百架关于中国大飞机的订单来到中国这里,前不久珠海航展还在继续扩大订单规模。没有当年这种赶超战略思维,实际上以产业政策加上投融资支持的特定解决方案,不会有今天大飞机的突破,再说100遍比较优势,仍然不可能突破。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概念,即怎么样面对复杂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全球合作与竞争,又要有自主的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考虑。

  第四个概念,中央现在表述为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其内涵,就是要解决好面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合理有效地在产业政策“双刃剑”式的使用上,尽可能发挥其正面效应的理性供给管理问题。产业政策显然是个供给侧发力的管理。需求侧很简单,反周期、总量调控,它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已经较为充分认识到了。总书记在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第一句话,仍然是“适当扩大总需求”,仍然肯定需求管理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话锋一转,第二、三句话讲的是着力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到了供给侧,面对的首先是结构性问题,改革就是要解决制度供给方面的制度结构问题、利益格局问题,怎么样触碰既得利益、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这个啃硬骨头的,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问题。第三句话说的整个供应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需要把供给侧所有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还有科技创新供给以及作为龙头的制度供给,带出投融资方面的升级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从理论上印证长江产业基金的作为,内在逻辑是以理性的供给管理守正出奇,避免供给管理方面可能出的偏差。供给管理很大的风险是政府改革不到位,理念上没有达到充分认识,行动上以为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愿尽情发挥作用而走偏(甚至像有人抨击的那样搞新的计划经济),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理性的供给管理,就是必须尊重客观的市场规律,守正出奇地应用产业基金的方式,以所谓“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的机制,超常规但是可持续地支持在创新过程中实现关键的突破,尽量避免大的失误,做出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发展,能够贯彻从追赶到赶超,现代化战略的业绩。

  这样四点概念,我觉得是我们讨论怎么样更好把产业基金建立在很好的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发挥潜力作用,面对未来湖北、中部和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让它如愿产生重大支持作用应该考虑的。这些心得汇报,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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