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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 system)的终极目标定位是“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的、有尊严的、方便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它更强调现代金融发展对弱者的包容和覆盖,体现了金融“以人为本”的更高追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庞大的金融市场需求和独特的金融市场环境,是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阵地之一,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具备全球意义。巴曙松教授带领研究团队与宜信公司、《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今年共同推出白皮书《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11月18日报告英文版在秘鲁首都利马的201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发布,算是中国实践与全球普惠金融工作者一次对话与交流。

  一是中国的贫困状况、城乡差距问题依然显著,客观上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需要重视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引导支持作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实现了6亿多人口的脱贫,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仍是全球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此,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确定了2020年的脱贫目标、共同富裕目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和消除贫困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也为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提供了新的契机。2015年12月31日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是中国政府通过的第一个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规划。普惠金融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金融机构创新服务理念和产品,还需要国家完善顶层设计,解决普惠金融的理论指导问题,研究和制定与金融市场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的完整的政策法规、监管体系和信用环境,完善行业平台建设和数据共享,加强普惠金融教育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二是中国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不断深化,为新的形势下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达到58%,远远高于全球智能手机普及率43%。依托于科技创新的步伐,中国普惠金融也得以深化和发展。普惠金融作为一种覆盖面更广、可获得性更强、长尾特征更为突出的金融服务方式,相较于传统金融,需要更加批量化的传播与流程处理方式以降低成本,获得经济效益的可持续,从而更好的达到“普惠”的目的。批量化、高效率、低成本的手段,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及金融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完善为中国普惠金融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三是普惠金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强化国际交流、共同探索。在2016年9月召开的G20峰会上,普惠金融被列为特色议题,中国作为G20主席国,与其他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一起制定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升级了《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签署了《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峰会的普惠金融讨论有显眼的“数字化”标签。中国在金融数字化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数字普惠金融”正是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抓手。《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法律和监管框架、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及数字技术和金融知识普及等内容;《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则对数字支付、网上支付、移动支付普及率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要求。这些原则和指标对中国政府制定下一步政策,鼓励和扶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指引。2016年11月于乌镇举办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普惠金融又成为了热议话题。会议聚焦于网络数字信息技术运用于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典型案例,共同探讨了推动全球普惠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路径。

  中国的普惠金融事业正在从此前的讨论概念和市场推广为主阶段转向以专业积累和能力建设为主的阶段。面对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经济转型进行深入阶段等诸多因素叠加的复杂情形,对于普惠金融业务模式、产品形态、信用衡量、技术运用、风控制体系的探索,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试错并继续前行。我们愿意一直做这项事业的记录者、建设者与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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