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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贵州省贵阳市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转变审判理念,创新审判机制,建成全国第一家环境保护法庭和审判庭,走出一条以生态司法促进绿色发展的路子。截至2017年,贵阳市环境资源审判庭共受理各类生态环境资源案件1822件,审执结1796件,结案率98.6%。

  一、守两条底线,走生态司法保护制度化道路。一方面,把生态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2010年3月,颁布实施了《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2013年5月,将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各个环节纳入法制化轨道,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上,使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各项工作有了制度规范的刚性约束。同时,贵阳市整合相关部门涉及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职责,创新监管体制,组建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统筹全市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另一方面,探索生态司法保护专业路径。针对红枫湖污染严重、管理交叉重叠、行政措施乏力等问题,2007年贵阳市委提出并推动在市中级法院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在清镇市人民法院设立环境保护法庭。2017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统一将“两庭”更名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为了提升环境保护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从法律保护角度探索建立了生态环境诉讼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贵阳生态法庭打破诉讼、审判传统模式,实行刑事、民事、行政及相关执行案件“三审合一”“审执合一”新机制,探索出一套具有示范效应的“五个专业化”审判模式,即审判机构专业化,优化配置高素质法官;审判程序专业化,强调能动司法,注重适度的职权主义;证据判断专业化,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及证言,确保裁判结果符合客观规律;裁判方式专业化,主动适应环境要素修复与保护的规律性要求,将传统裁判方式与诉前禁令等创新方式相结合;裁判执行专业化,通过执行回访、第三方监督制度,督促裁判内容切实执行到位。

  二、转三大理念,形成生态司法保护“贵阳审判”模式。一是审判导向从“重发展”向“发展与环境并重”转变。针对个别部门和企业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上只重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司法的各项改革实践,建立健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审判运行机制,实行刑事惩罚、经济处罚和生态修复三管齐下的环保审判模式。在侵害责任承担和执行方式上更侧重于生态修复,通过诉前释明引导当事人尤其是环保公益组织以“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而非以单纯高额赔偿为诉求,执行方式也从刑罚与赔偿向兼顾恢复生态功能转变。在纠纷解决机制上更趋向于综合调处,依靠党委、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和第三方的支持和参与,及时妥善将环境类矛盾纠纷化解于诉前、诉中和诉后。二是案件管辖从“行政分割”向“跨区集中”转变。根据中央关于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有关精神,探索建立以流域等生态系统或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管辖模式,打破了行政区划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地域限制。同时,为减轻当事人讼累,“两庭”在跨区域环保案件中更多采取巡回审理方式,主动深入重点工业园区、重点排污治污企业和纠纷发生地走访调查,就地审理和宣判。该机制有助于排除地方对环境司法的干扰,更加符合环境要素的整体保护要求。在此基础上,全省法院系统构建“145”,即省高院1个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4个中院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5个基层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法庭,生态环保案件集中审判格局,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案件的集中管辖。三是审理方式从“被动”向“主动”转变。通过诉前调解、非诉衔接等机制,提前介入到环境资源损害事件中,主动参与环保行政部门的调解工作,使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通过发布诉前禁止令、司法建议,预防和减少环境损害与资源破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通过引入专家陪审员、咨询委员会、专家证人的专业意见,解决环境诉讼案件专业性强、举证不易等难题。同时,“两庭”还将案件办理关口前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或环境保护有重大影响的动向,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以便提前应对。在审理某造纸厂水污染侵权纠纷案中,发现仍有其他企业向南明河排放污水,及时向涉及区县发出预警,有效遏制了污染物续排。

  三、创四项机制,为国家生态司法保护提供“贵阳智慧”。一是创新公益诉讼。制定生态保护法庭案件受理范围和具体罪名、案由的规定,将“两庭”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细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资源相关的物权纠纷和不服资源行政管理等类别,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理规程,创新落实公益诉讼案件调解结果公示制度,探索将影响甚至破坏公共环境美学等新类型案件纳入受案范围。二是创新诉前禁止令。为在环境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前就能遏制污染行为的危害后果,尽力保护公共利益,“两庭”将传统意义上的财产保全扩大到行为保全,试行环境侵权案件诉前禁止令制度,凡符合法定情形的,先行禁止实施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行政机关、人民政府、具有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可通过申请禁令将破坏生态的行为提前禁止在行政机关处罚前或法院诉讼前,避免“边诉讼边破坏”。三是创新适用法律意见书。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探索向相关责任主体发出司法预警法律意见书的机制,与司法约谈、提前介入等制度综合运用,定期回访跟踪,及时制止违法人破坏环境,降低行政成本。如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某县部分村寨发生了非法占用林地开采矿产资源的情况,随即向该县林业、国土等部门发出了环保法律意见书,建议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制止违法行为,保护林地及矿产资源。近年来,通过约谈并发出法律意见书、司法建议、司法确认书16件(次)。四是创新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出台《贵阳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方案》,联动机制由初级层面的个别环境事件通报向类型化环境问题规制性处理的方向转变,推动行政机关和环保NGO直接对话的形式逐步制度化。2017年,就一起“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发布全国首份《刑事禁止令文书》,填补我国“刑事禁止令”无专门法律文书模块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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